不仅如此,中体西用既是晚清思维的产物,有上述自己明确的质的规定性。清朝既倒之后,它成了代表抵拒新知、顽固守旧的贬义词。严格说来,在这之后,再使这一概念必须慎重,不能贴标签式似的动辄以此指斥关涉中西表面相类的各种思想主张;否则,就有失之简单化的风险。这原因有二:其一,因为中体西用说脱胎于中国传统的哲学范畴,即所谓体用、道器、本末之思。“体”指事物内在的本质、结构、规律性,即事物自身存在;“用”指其外部联系、功效、运动等等。体是道、本;用是器、末。晚清借此规范中西文化关系,明显有贬抑西学与固守中学之思想取向在;但就其思辨范畴本身而言,它反映了古代先贤对于世界本体论的抽象思辨,范围一切事物的认知,而与晚清自有特指的表述,不可等量齐观。由于该范畴内涵外延都十分广泛,几乎可将一切涉及事物认知关系的判断尽纳其中,而无需顾及质的规范性;故尤其是在论述中西文化关系上,只要你承认或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和民族特色,就很容易被附会说成是“中西体用”论了。例如,十教授的“中国的本位文化”论,一开始就被许多人斥为不脱晚清的中体西用思维,固不待言;就是陈寅恪所说“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独立之地位”的中西文化主张,又何尝不可冠以同样的帽子呢?而实际上,十教授明明在强调科学与民主,强调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陈寅恪更力主“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哪有固守封建纲常名纲之想!其二,随着民国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所谓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一样,都已在现代性共同的轨道上运作了。其主张容有是非短长,却是与晚清的所谓中体西用论,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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