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中体西用既是晚清思维的产物，有上述自己明确的质的规定性。清朝既倒之后，它成了代表抵拒新知、顽固守旧的贬义词。严格说来，在这之后，再使这一概念必须慎重，不能贴标签式似的动辄以此指斥关涉中西表面相类的各种思想主张；否则，就有失之简单化的风险。这原因有二：其一，因为中体西用说脱胎于中国传统的哲学范畴，即所谓体用、道器、本末之思。“体”指事物内在的本质、结构、规律性，即事物自身存在；“用”指其外部联系、功效、运动等等。体是道、本；用是器、末。晚清借此规范中西文化关系，明显有贬抑西学与固守中学之思想取向在；但就其思辨范畴本身而言，它反映了古代先贤对于世界本体论的抽象思辨，范围一切事物的认知，而与晚清自有特指的表述，不可等量齐观。由于该范畴内涵外延都十分广泛，几乎可将一切涉及事物认知关系的判断尽纳其中，而无需顾及质的规范性；故尤其是在论述中西文化关系上，只要你承认或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和民族特色，就很容易被附会说成是“中西体用”论了。例如，十教授的“中国的本位文化”论，一开始就被许多人斥为不脱晚清的中体西用思维，固不待言；就是陈寅恪所说“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独立之地位”的中西文化主张，又何尝不可冠以同样的帽子呢？而实际上，十教授明明在强调科学与民主，强调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陈寅恪更力主“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哪有固守封建纲常名纲之想！其二，随着民国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所谓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一样，都已在现代性共同的轨道上运作了。其主张容有是非短长，却是与晚清的所谓中体西用论，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