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伯拉尔的方法论主要体现在《是与否》一书中。在该书里，阿伯拉尔列举了156个神学问题，这些问题都涉及根本的教义和信条，例如：上帝是否知道一切？是否只有一个上帝？在提出问题后，阿伯拉尔并非着手去解决问题，而是从教会所认可的使徒和教父著作中摘录出具有权威性的解释，按照是与否进行归类。这样就在同一问题上有了两种不同的权威解释，使其矛盾性显而易见。阿伯拉尔在列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之后，他并不发表自己的观点，而是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这种问题法实质上是一种归谬法，但不是由阿伯拉尔去总结和推导出谬误，而是让寻求解决问题的人在他所提供的材料中自觉地推导出悖论，达到让学生或个体主动思考的目的。这种方法从原创意义上讲，无非苏格拉底“产婆术”的一种变体。但如果联系阿伯拉尔所处的权威重于一切的时代背景来看，它所具有的时代意义恰如黑暗中的一线光明给人以希望。也正因如此，阿伯拉尔的教学如此具有吸引力，当然这里面与其强烈的批判性有一定的关系。据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记载，他曾于1136年就学于阿伯拉尔门下，“在他的门下，我学到了论辩艺术的要义。我凭我仅有的一点理解能力，贪婪地吸收一切他所赐予的精神食粮。”[154]柯勒认为阿伯拉尔采用的主要内容是传统的“七艺”课程，但据阿伯拉尔透露，他曾说“我曾开设的两门课程的听众日益增多”[155]。综合这两种观点可以看出，阿伯拉尔当时主要讲授辩证法和逻辑。“七艺”中的数学于他而言则是不可能讲授的，因为他并不精通此道。从教学方式来讲，阿伯拉尔仍然采取讲授的教学方式，但在讲授过程中他会融入一些对经典著作或权威意见、观点的即席评论。柯勒说“阿伯拉尔一般从日出时分开始授课，大约要讲6小时左右”[156]。关于阿伯拉尔具体的教学实践活动则由于史料原因，无从了解。尽管如此，阿伯拉尔的教学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据杜尔凯姆在《教育思想演进》中记载：“据说阿伯拉尔为法国、英国和德国共培养出了1位教皇、9位红衣主教、50多位主教和副主教。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彼得·伦巴德，他所编的《箴言四书》（Liber Sententiarum）成为后来巴黎大学神学教育的标准教科书。”[157]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阿伯拉尔教学的成功和教学方法的有效。此外，阿伯拉尔《是与否》的写作风格也为后世所效法。其中彼得·伦巴德的《箴言四书》和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不但继承这种列举正反论据的“论题”形式，并且在此基础上还有所发展，补充了对所提出问题的解答，即“论辩”部分。论辩在论题提出的正反意见的基础上，运用逻辑推理和分析的方法证明其中一种意见的正确和另一种意见的错误，使这种方法更为完善。因此，正是从12世纪开始，由于阿伯拉尔的贡献，“人们开始以整体的形式评注文章，以逻辑的方法分门别类。他们收编某些专门的‘问题’集，解释疑难章句，协调不同的经文”[158]。这样引证相反典据的方法迅速成为处理各种问题公认的方法。这也就是阿伯拉尔的最大贡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