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代起，史家以史经世的思想和实践有了相当明显的发展，史家批评论在这方面提出的理论性认识也越来越多了。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杜佑和司马光。杜佑撰《通典》，自谓“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11]，把撰史跟施政直接结合起来。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12]入史。这两部巨著，一为典制体通史，一为编年体通史，相继问世后，评家蜂起，竞相称颂。唐人李翰反复申说《通典》的“致用”“经邦”之旨，认为这书有警醒“学者之群迷”的作用。[13]权德舆称赞杜佑“阅天下之义理，究先王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诞章宏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14]。宋人朱熹说：“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15]清帝乾隆《重刻〈通典〉序》称：“此书……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从这些评论中不难看出，古代的史家批评论是何等推崇史家的以史经世之旨。在这方面，王夫之评论《资治通鉴》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他对资、治、通、鉴做了精辟的阐释，并大为感叹地说：“旨深哉！司马氏之名是编也。”[16]他认为，《资治通鉴》具有“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的社会作用。对一个史家及其撰述的评价，还有什么比这更高的呢？清人龚自珍撰有《尊史》一文，认为：“史之尊，非其职语言、司谤誉之谓，尊其心也。”他说的“心”，是指史家的知识和思想。史家的知识和思想为什么值得尊崇呢？一是“能入”，即通晓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有“实录”的价值；二是“能出”，即可发“高情至论”，裨益于世。这样的史家，无疑是值得尊重的。他进而认为，史学与治道可以构成“大出入”，即：“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17]他从史家与社会的关系说到史学同治道的关系，这就把自古以来史家以史经世的旨趣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了。